知中
北京，古今名城，多朝帝都，城市历史几可追溯至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燕国立为国都始，先后称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辽、金、元、明、清等帝统时代，及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至49年后，北京均为都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皇家古建、四合院、胡同、京剧、特色小吃……让北京为世界留下自己的独有面孔。
北京四九城
2015年7月起，各大媒体开始风传，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4套机构，将从市中心迁往北京市东部郊区通州办公。一石激起浪千层，政客、专家、学者、商贾、百姓纷纷发话，对北京迁府一事多角度解读。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城市学研究者也追忆起，1949年建政时关于北京规划的争论。大家特别注意到最终建言失败的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痛心疾首的预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先生50年代初对北京市长彭真说的话。
50年早已过去，很不幸，梁先生一语成谶。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后人来到这里，几乎已认不出父辈口中的家乡。
鸟瞰北京钟鼓楼
让我们回溯到1948年。11月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在1948年3月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几个候选城市被否决后，北京最终成为首都。当时，梁思成作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极力反对「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改造北京，建议完整保护北京古城，中央政府应搬到西部办公。但是，这不可能！
专栏作家马鼎盛曾经撰文称，49年建政之初，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认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后来，梁思成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共同完成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旧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形成一个多中心又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了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史称「梁陈方案」。
北京的鼓楼
方案受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请斯大林派专家帮搞市政建设。苏联人9月就来到北京，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团长来了个17人的大团，其中有建筑、水利、下水道、道路方面的专家。
苏联人对美丽古城北京和完善的古代市政设施称赞有加，一再说要保护、利用和发展古城。但他们却在选择北京政权行政中心设计地点上和梁、陈发生严重分歧，贊同建筑师朱兆雪、赵冬日的意见，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称：「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天安门这一带已经设了重要部门，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已经是你们新的行政中心了。」
永定门瓮城及城楼
苏联人还担心「北京没有设计力量，施工力量很小，只会盖平房和修房，盖不了楼房」。甚至抬出斯大林：「莫斯科市的建设规划和莫斯科行政中心是红场，是斯大林亲自规划、亲自定的。当年在苏联也有争论，当时有人主张保存旧莫斯科，在城外另建新的中心，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
当时的北京市召集市政负责人和专家开会讨论苏联人建议，除梁陈等少数人之外，竟得到一致通过。
于是，1950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苏联老大哥」提议改建、扩建北京旧城的方针，自此，古城北京浩劫开始，梁思成护京梦碎。
历史可追塑到汉朝的钟楼
1950年7月，为迎接国庆节的盛大游行庆祝活动，北京市政府建设局和卫生工程局，对天安门广场和贯穿东单至西单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
工人在拆除东单至西单道路上的旧城墙
梁思成痛心疾首，却不甘心，「上计」不成只好取其中，利用自己名声和关系四处奔走，试图让没文化苏联专家下手轻点。不要拆毁几百年的古城墙、古建筑、王府、牌楼、四合院、街巷胡同等和北京历史文化有关的一切。但最终，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谘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平津战役中热情帮助绘制北平古物保护地图免受炮击的爱国者，只留下「梁思成哭古城墙」、「梁思成哭牌楼」被责骂的辛酸故事。
棋盘街老照片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
当年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因此曾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北京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当场痛哭失声。
1952年8月，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谈拆除天安门旁边两侧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提案，梁思成与众多委员发生激烈争论。
主张拆除的理由是这两门妨碍交通和游行队伍。会上，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并说梁思成保护长安左门、右门的建议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结果经集体表决拆除二门。
大高玄殿建筑群
1959年打通时，长安街已有600年历史。原来的街宽仅15米，1954年要拓宽长安街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还道出了一个祕密：「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内部知情人回忆：「对于城墙，梁思成主张全部保留，它是国宝，不能破坏。梁思成建议在城墙上建花园，人们可以上城墙游玩，观看北京四周美丽的风景……」
1954年，中央政府决定拆除北京城墙，彭真非常慎重，没急着拆。1958年1月南宁开会时毛问彭：「开封城墙拆了很好，你们北京什么时候拆？」彭说：「我回去同市委合计合计。」彭回来后因故又往后拖了。1963年北戴河会议时，河北发生特大洪灾，死伤很多。河北官员汇报说，有的县城城墙没拆，城门一堵，洪水就没淹进县城。毛一听说：「看来城墙不仅在战争中起到防御作用，还有防洪的作用。城墙没有拆的，以后也可以不拆。」这样北京城墙又保存两年。
但北京古城墙终究在政治第一的作用下没逃过厄运。1965年，因为搞战备，需要修地铁，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城墙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改革开放后，修建二环路时，除保留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等几座城门楼外，全部城墙惨遭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