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启东事件的民警
民间理性反对
作为启东“7·28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袁志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
7月28日当天，两名居委会工作人员紧紧跟着他，从上班到回家形影不离，其他志愿者也被“盯”得牢牢的，这让他精神紧张。
“等这个事情过去了，大家都不记得这个事了，会不会对我们秋后算账啊？”他曾担忧地对记者说。事件逐渐平息后，他又因女儿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焦虑，怀疑是不是政府开始打击报复。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只是派人找到几名主要发起人简单了解情况，“问我为什么反对，为什么要申请游行，没什么特别的”。问话过后，这半年来袁志勇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现在仍然关着的十六人是当时‘打砸抢’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规规矩矩参与游行的市民都没有事。”袁志勇对政府的处理方式表示认可。
袁志勇感慨，事件发展到后来已违背了他们这些发起人的初衷。掺杂在游行人群中的少数人冲击市政府、扫荡办公室、扒光领导衣服，都是他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理性、理性、理性。”
现在看来，启东市民无疑是成功的。袁志勇认为，成功经验在于志愿者们在反对过程中足够理性，“程序做得到位”。
启东的市民们在网上形成一个三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群达到九个之多，涵盖大学生、渔民、养殖户、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企业员工等群体。“我们一直坚持走合法道路，没有违法行为发生。”袁志勇说。
从2009年开始，一些热心的志愿者开始进行“线下活动”，自发地利用业余时间到沿海渔民家，挨家挨户地讲解污染的危害，散发传单，宣传费用都是网友们你5块我10块地募捐而来。
从2010年开始，稍微懂得法律的志愿者屡次向政府部门申请工程信息公开，虽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点点信息，但数次下来手中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
他们还根据申请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被拒绝立案后，再申请信息公开，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请……如此屡败屡战，两年来仅行政诉讼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门“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这群志愿者却从未放弃。总是这个人失败了泄气了，另一个人又接过接力棒继续往下走。“我们之间都是在网上交流，现实中谁也不认识谁，但大家都很团结。”
“所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持之以恒。”袁志勇本人参加到志愿者中已三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满了有关该项目的资料，甚至自己掏钱购置了一台打印机。
现在的启动风光
七年内部质疑
经过志愿者的广泛宣传，在当地反对该项目的观念实际上已深入人心。
“我们启东人看上去好像很懒散，实际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还是很关心。”在7月28日晚记者赶到现场时，甚至很多负责“维稳”的警察在笑着跟围在市政府门口的市民聊天，他们听着市民对项目的怒骂，时不时点头。
启东人成功的经验还有一条——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反对的背景下，“7·28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内部的反对声从2005年起就出现，前市委书记谢丕岳几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话会”上提这个问题，也有重要老干部曾从组织渠道写材料向上反映，但总没什么结果。
人大、政协也没有闲着，2005年1月市“两会”期间，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对项目上马，政协委员也屡屡发声。为让代表、委员们能够多表达抵制意见，在2010年“两会”前，启东志愿者把已经写好的提案挨家挨户放在代表、委员家门口。但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虽引发了社会讨论，却没能撼动决策。
从“排海工程”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这些建议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声，对促成事件和平解决无疑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发前，在市民的“请愿”要求下，南通市方面曾就“排海工程”举行听证会。听证对象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养殖户、渔民、网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余人——离退休老干部群体一致质疑该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长周广森等老干部直接指出了该工程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施仲元认为，日本“王子”项目是日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一个污染项目，“排海工程是以牺牲启东渔业的代价，换取王子造纸的利益，明明有影响，为什么要说没有影响？”他还表示，“这不仅仅是我本人，说句老实话，在职的四套班子领导，也是这个想法。”
周广森现按照市委的要求从事沿岸港口开发和研究工作，他系统地从专业角度驳斥了“达标水”排放无影响的说法。而曾经担任过水产局长的老干部，也从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建议重新制定方案。
在“马力全开”的庞大反对群体面前，该项目似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耗子，单凭上级决策，已无法使之生存。
经验能否复制？
公众关心的是，启东成功了，那么它的经验能否为其他地方所复制？答案是不确定的。
有当地人认为，之所以启东政府如此轻易宣布放弃，是因为造纸厂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启东，只是把污染转移给启东，却不为启东创造税收，“无利可图”的上级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项目”总是与“税收”挂钩，让当地放弃的难度更大。
并且，沿海城市启东，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输出建筑施工团队，其后，启东建筑队伍遍布全国。1984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向全省建筑行业发出“市学南通，县学泰(兴)启(东)”的号召。
因此，启东人是“率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他们大部分人解决了“生存需求”，正在寻求“安全需求”，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更高。7月28日当晚，一名当地人对记者说，当地市民因家境普遍富裕，对官员和政府没有内陆贫困地区的“仰视”之心，甚至有看不起“不赚钱的公务员”的心态，对于政府的决策，敢于直接“反对”。
纵观全国范围，自2007年厦门人反“PX”项目始，五年内十起类似事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厦门、广州、上海、大连这样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点是，当地人收入水平较高。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如云南陆良县的化工厂铬渣污染事故等，则难以形成当地社会成员合力，为生计所迫有些受害者只能选择到化工厂打工，更谈不上反对。
“启东经验”重要的一条，是长期内外合力，反对观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污染项目中，很难有如此长的时间足以让反对者充分准备，往往是反对声还没充分表达，项目就已经在开工建设，无法起到启东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后来反思，时间节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之前什邡刚刚发生恶性事件，当地政府饱受批评，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热度未过;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袁志勇说，“如果不是有这个好时机，结果怎样也很难说。”
启东事件的发生，是执法部门的缺失，还是因为不法分子的煽动而引起的呢？抵制日货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但是不让日本的垃圾进入中国，也许能够万众一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