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初入职场上班，结果遇到了一个饥渴难耐的同性恋上司，面对一个时常对他进行性骚扰的男上司，该下属男子要怎么办呢？男下属忍无可忍告上司性骚扰，然后一气之下离职走人。上班时间遇上这样一个公私不分的禽兽上司，男下属无法忍受也可以理解。

男下属告性骚扰

该男子透露，公司经理是男的，当天他要求当事人去宁波一家五星级酒店，称有公事要谈。真实当事人真的是毫不迟疑的跟着去了，结果竟发现对方是为了对他进行性骚扰才会相约他前去酒店的！男下属不愿意屈服，2个月后，该经理便将他开除，并且采用高科技手段对我的手机通讯进行干扰，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

男下属告性骚扰

方某说，他跟对方交涉多次，至今未果。去年年中，方某将这名公司经理告上法庭，认为该公司经理侵犯了他的人格权，请求判令对方赔偿他精神抚慰金1万元。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双方当事人都到了，都没有请代理人。案子适用的是小额速裁程序，一审终审。

庭上法官问方某有没有任何证据向法庭提交，方某表示没有。庭审结束后，鄞州法院以缺乏事实依据为由，当庭驳回了方某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职场“性骚扰”维权难？

男下属告性骚扰

记者检索发现，这个案子是宁波两级法院10年来受理的唯一一起诉诸法律的职场“性骚扰”案。而去年，新浪在女性频道做过的一次性骚扰投票调查，参与调查的10余万名网友中，7成左右的人都称遭遇过性骚扰，其中至少5%发生在办公室。

之所以起诉率不高，跟性骚扰举证难、认定难、索赔难有关。一名法律人士称，“性骚扰并非独立的案由，实践中受害者仅能通过健康权、名誉权、人格权受损为由，向侵害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由于性骚扰发生之时，往往只有侵害人和受害人两人单独在场，一些言语、肢体类的行为很难举证，使得相关案件的败诉率极高。”

不仅受害人维权存在障碍，此类案件诉至法院后，如何认定对主审法官也是挑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很多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明确“禁止以肢体行为、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或者其他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这些法条的可操作性并不强，没有界定‘性骚扰’的概念，没有确定归责原则，而且，没有设定具体的救济程序。”该法律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