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长性侵案改判死缓 受害人资料照片）

救援支队长聂李强性侵姐妹花致一死一残被改判死缓，媒体要求法官给个说法：公证与否？我想听你说！

2016年1月，陕西原救援支队队长聂李强在一小区门外等人时，遇到两名14岁和16岁的女孩回家，遂起性侵的歹念，并用榔头猛击两女孩头部，且对一名还在挣扎的女孩实施猥亵后逃离现场。

事后，姐姐经抢救无效死亡，妹妹经鉴定属重伤。

这是一个在当年引起强烈反响的恶性大案，两年了，人们一直在等着司法的公正，好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对聂李强案公开审判，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李强死刑。

这样的判决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聂李强提起了上诉。

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撤销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李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于聂李强属于累犯，对其限制减刑。

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这样的判决有点出乎意料。

没错，改判是二审法院的权力，而且在司法判例中，这种情况也很多。

但是，减刑一出，一直关心此事的网友不干了，实在不懂为什么犯下这样恶性的人竟然可以得到“法律的宽容”？

质疑一：90万是聂李强本来就该赔的

法制日报认为，从法律规定来看，刑事赔偿，甚至是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都不是减刑的正当理由。

《刑法》规定得非常清楚，中国大陆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有期徒刑、死刑这些属于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这些属于附加刑。

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里的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是属于罚金的部分，也就是附加刑部分。

附加刑，是因为主刑对犯罪分子的处罚还不够全面，所以要附加更多的处罚。

也就是说，本案受害者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法院本来就应该判处聂李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聂李强赔偿的90万本来就应该给，也必须给。

更何况，为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是这个社会应该做到的事，帮助其支付医疗费用，并对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法庭更应该做的是，推动司法救助程序运转，而不是搞"背对背调解"。

质疑二：被害人家属并未原谅聂李强，也没写谅解书，怎么就减刑了？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提及"赔偿减刑"时表示，"赔偿减刑"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法官需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

而于本案而言，据媒体报道，被害人真的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接受杀人犯的赔偿款，但依旧坚持不肯出具《谅解书》。既然被害人不肯谅解，又谈何"司法修复"？

质疑三：衡量聂李强强奸杀人案的性质，他该减刑么？

聂李强案中被害人律师张慧清律师说，国外很多国家都有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赔偿制度被经常认为是一种衡平救济，很多国家授权法院，允许判处被告人缓刑并需支付罚金、赔偿和弥补被害方因罪行而遭受的损失。

但是，"赔钱减刑"不等于"花钱买命"。依据"罪刑相一致"原则，并不是赔偿的履行一定可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毕竟，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大小往往无法通过金钱来衡量，钱不能弥补一切。

2012年7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

聂李强案性质之恶，其一，聂李强没有"自首"情节，西安警方在2016年1月19日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悬赏通缉，而他是在三天后才跑到派出所投案的；

其二，聂李强对两名未成年受害人先杀后奸，脱下裤子性侵，行为极其恶劣，理应加重惩罚，而不是从轻发落；

其三，聂李强还是个累犯。早在2010年他就有强奸前科，服刑直至2013--，五年内不思悔改又犯下强奸杀人案，更应该加重惩罚。

就算所谓"赔偿"在刑法里属于减轻刑罚的情节，但这三个加重处罚的理由也不应无视，更没道理因为聂李强赔偿了他本该赔偿90万，就可以从死刑减为死缓。

所以，这一次聂李强的减刑，公众舆论需要法官一个解释。

这不仅是为了解平息舆论，而且还可以乘机给民众上一堂法治大课，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增强民众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坏事会由此会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