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所长的帮助下，她终于见到了朝思夜想的儿子，所长提前叮嘱她见面别激动，她说自己已经麻木了。

“可是，我老远就听到张明脚镣子拖在地上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听得清清楚楚，深深刺痛着母亲的心。

张明服刑初期经常闹情绪，经过母亲的劝慰和时间的流逝，张明慢慢地平静下来，反过来安慰母亲：“妈妈，咱们经历了这场磨难，今后有再大的难处也能忍过去了。”儿子还对母亲说：“您来一次走了，我得难受好几天。您这么大的岁数还得来看我，这次如果河北高检提起抗诉就有希望，如果河北高检回复不予认定，那下一步还得去北京找最高检。真要是那样的话，妈妈您就别找了，等我刑满释放后我自己去找，我这个案子就是冤的，我相信一定有翻案的那一天。”张明在狱中改为无期，再改为有期，经过一次减刑后，目前的剩余刑期是13年。但是他一直喊冤，从未停止。

身为母亲，韦蜀勋不会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只要有一丝线索，有一线希望，她都想要去抓住。2013年，经朋友引荐，她聘请了天津三实世纪综合律师事务所童新政律师为代理律师，此后，她和童律师两次回到案发地点，拿着铁钎一锹一锹地砸下，只想要印证指控中“张明两个小时杀人肢解藏尸”根本不可能做到。

(2014年和童律师等人第一次重访案发现场)

2014-2015年间，她先后找到案发现场附近的农场主赵某、饭店老板霍某，张明同监室的哈某以及案发后去找张明送修车钱的朋友吴某，他们也都是当时结案的关键性证人。可是，对于十年前的证词，这些已经重新拥有了新生活的证人们却始终语焉不详，用一句“记不清了”搪塞过去。

但韦蜀勋为找到他们费尽了力气，张明的朋友吴某，案发后曾证实“车上有血，张明称其用刀将他人刺伤。”

韦蜀勋不信，“年轻时候小吴可是在我家住过，管我叫老娘的人。”只想找到他再问个明白。为此，韦蜀勋先后找过吴某父亲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吴某妹妹开的美容美发学校，吴某打过工的洗浴中心，听闻他在大胡同做生意，又挨家挨户在大胡同找了好几天，依旧杳无音讯。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韦蜀勋获得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可是由于吴某的重名太多，她最初不慎找错成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一整天守在别人家门口，最终被别人骂着鼻子赶走。

大儿子担心，劝她别再找了。韦蜀勋怎么肯放弃，愣是找到了在河北承德打工的吴某，他一见到韦大娘就嚷着说：“老娘，怪我那时候太年轻，胆也小，人家一吓我，让我怎么说就怎么说……”

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恨啊，我当时要是带个录音笔把这话录下来就好了。”韦蜀勋对记者说，本已答应要告诉她当时情况的吴某，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再也不肯见韦蜀勋了，只一再说自己忙。

真相不在他人的嘴中，韦蜀勋断了这条念想。

母亲的“朋友圈”

韦蜀勋不懂法律也不会上网，但在当年，读过高中的韦蜀勋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样貌清秀，在卫生院里工作。别人给她介绍了个对象，那个年代，她就毅然决然抛下在天津的一切，随丈夫去了山东山区里的一家兵工厂，一待就是13年，大儿子、小儿子相继出生。大儿子考上大学，小儿子张明却初中辍学，对小儿子，她总有很多愧疚。

1985年，韦蜀勋带着张明回到天津，她当过临时工、卖过煎饼果子，生活艰苦，但母子情深，生活也就是幸福的。可是，文化水平低、为人义气，在母亲韦大娘看来，这些都给张明日后埋下了“祸根”。

韦蜀勋今年78岁了，张明案发前她已经与丈夫分居，大儿子远在海南，小儿子仍在狱中。她孤身一人，无法像一般的老大娘那样愉快地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带孙子，她的人际圈是律师、狱警、信访人员，也包括记者，都成了她生命中的联系，也是一种支撑。

她生活的内容是不断写信、写材料，韦大娘不会用电脑，所有申诉材料都是她一笔一划写成，字迹清秀却饱含泪水。她给全国人大、最高法、最高检信访办写信，都石沉大海。她也去北京，两年多跑了10趟最高法信访办，聊起来发现身旁一个南方人一年跑了40趟都没有排上队，她沉默了;她又去最高检，工作人员告诉她，按照规定应先由河北省高检提起抗诉。

(韦蜀勋这些年来寄出的申诉挂号信存根)

她还有一点捱板，某一次申诉，需要张明的委托书，她就急得给监狱打电话，后来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大娘，我都点你半天了，你就不知道自己手写一封么？”慢慢的，韦蜀勋学“聪明”了，不抽烟的她还随身带烟，带一整条的黄金叶。

但河北省高检控申处的座机号，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难打通的电话之一，只有童律师，每月去一次石家庄，能见到控申处处长高颖茹本人。

童律师每去一次，就回来告诉韦蜀勋“最新情况”，“高处长已经亲自看过案卷了，表示确实有问题。”“但是高处长忙啊，一个处室只有4个人，积压了180个案子，院里不配备人手根本忙不过来。”“高处长还对我说了，看到网上好多人骂她，骂她就好了，才能引起院里重视。而她本人，明年3月就要正式退休了。”

到底能有什么办法让河北省高检动起来？对于现在唯一的希望，韦蜀勋一筹莫展。童律师也有很多案子要忙，律师并不是只有她这一位当事人，而她的世界里好像就仅剩下这一件事了。

朋友帮她找到一位天津市检察系统的检察官，对方建议：让张明找驻监狱的检察官反映情况;去河北省政法委信访办反映问题;上网让更多人了解到她的不幸。

张明称找不到人，韦蜀勋也不会上网，看起来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韦蜀勋重新燃起了希望，彻夜整理起材料。而且这次，有朋友答应要陪她一起去河北，她终于不再形单影只。

为了替儿子伸冤，她以一个母亲的力量独自苦苦支撑。2013年8月，最高法工作人员建议她找到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走最高法代表委员联络室的途径以省去排队的等候，回津后，她找了整整一年，竟真的通过大儿子所在单位的一位上届代表，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凤宝。张教授同情韦大娘的遭遇，在看过材料之后认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就帮”。2014年他陪同韦蜀勋一起赴京递交材料，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又再次为大娘呼吁。

2016年7月，河北省最高法以报告形式回复张凤宝委员，对于他所关注的张明故意杀人一案，“认定原判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回归

韦蜀勋关注每一起沉冤昭雪的案情，聂树斌案、徐辉案、念斌投毒案、云南卢荣新案……有时候她在电视里看到案情，就拿笔记下来，有时候是邻居看到报纸报道，也给她送过来。其中某些案件，她觉得和自己的儿子情况很像。

78岁的韦蜀勋想去看看身体，虽有城镇医保，但还是舍不得看病的钱。每隔半个月，她才敢给大儿子打一个电话，既怕老大担心自己，也担心大儿子的病情，更怕麻烦老大。“哥哥也是支持申诉的，相信弟弟有冤。但是他的癌细胞被查出已经转移到肺部。好在老大精神头不错，还在坚持上班，毕竟，不上班就没法养活一家人。”韦蜀勋还惦念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孙子，最想听到孙子的声音，“他现在太胖啦，要运动，但是成绩很不错，班上前几名，和他爸爸一样聪明。”

只有提到孙子的时候，韦蜀勋脸上才又见到了难得的笑容。她一直都是位母亲，慈眉善目，为儿操劳，但有生之年，她是否还能如这普天下的母亲一样，在余生尽享天伦呢？

韦蜀勋说，只有一个字，等。

韦蜀勋满头白发

记者手记：迟到一年的后续

在2016年5月16日的报道中，记者曾写下，记者将持续追踪这一事件。然而这一等，便又是一年，案情却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去年春天，我在律师事务所里第一次见到韦蜀勋，这一年，我们之间没有断过联系，大娘经常给我打电话。

作为记者，我总想多问她事情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以及河北高检的最新回复，但是没有，她说：“就是有些情况想再和你念叨一下。”

她说的很多疑点，因为反复听过多次，有时候不等她说下句，我大概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这里仅指她申诉材料里曾经提到过的内容。

双方就都陷入了沉默。后来我们就聊别的，她告诉我张明最近在狱中状态不错，她告诉我要去海南过春节，我让她多注意身体。

我们也见过多次，在报社的传达室，在报社的沙发区，在她的家中，她也给我写信，至少寄了两三封。

第一次去她家中，看了很多材料，翻拍了近百张照片，韦大娘坚持挽留我一起吃中饭，便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三菜一汤，她说是家常便饭，但还是能看出精心做了两条鱼。那顿饭很香，是母亲做菜的味道，但我吃得却是味同嚼蜡，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我说，除了报道，给您申请个“轻松筹”页面吧，说不定有好心人愿意帮助您。但她最终还是婉拒了，“大儿子说能靠自己的时候不要麻烦别人。”

后来，我陪她去了一趟保定探监，那是她第一次坐津保高铁，返津后她一直坚持要给我车票钱，我没收。希望能以此弥补一些我的愧疚之情。但那一次，我听到了张明的声音，声音低沉，他在电话那头说，感谢我帮助他的母亲。

河北高检的电话我也打过，一次次的忙音让我放下电话转身就开始忙新的工作。这让我觉得惭愧，以至于这篇后续报道一拖再拖，成为我心中的疙瘩，却是无法回避的责任。

希望河北省高检能尽快启动司法程序，重新认定这起疑点重重、不断喊冤的案件，把案件事实的认定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才能提振人们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只有如此，才能让真相回归，给母亲以交代。

77岁母亲为儿子伸冤12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冤假错案，也因为聂树斌故意强奸杀人的案件的昭雪而看到中国法律的希望。而对于这位77岁的老母亲来说，还有多久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洗清这个冤屈，堂堂正正的做人呢？昨天是母亲节，希望韦蜀勋能够早日为儿子申冤成功，也希望天下再没有这样为儿女申冤奔波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