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李敖先生逝世之际，我先开他一个玩笑。

虽说死者为大，不过以他老人家一向看淡一切的狂生风范，不至于太不敬。

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他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

总之，中国现代的文人，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本来面目。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嗯，别急，这段不是我说李敖先生的，是李敖先生自己1982年写鲁迅先生的《杂评鲁迅和他孙子》。嘻嘻。

李敖先生写鲁迅先生的这段，有些小问题，其实自己也多少沾染了。他二位都多少被时务杂文，拖累了，或者说，遮盖了点文学创作。或曰，他们警世的文本多了，审美的、叙述性的文本就少了些。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文章本来也不止一种写法。文人不止一种活法。

李敖先生1976年身处牢笼，开始构思的《北京法源寺》，到1991年写完。里头写了19世纪末的激荡思想冲突，写了谭、康、梁等诸位的人生。字里行间，他是更推重谭与梁的。众所周知，康后来保了一辈子皇。梁写了一辈子文章倡导向前看。谭就此殉了理想。后两位，真不算传统知识分子。梁任公自己少年天才，比他师父中举都早，按说是传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一辈子都在用各色文章宣传真理，改革文风；谭则根本来不及立功立德立言，只是用行动，用死亡，“请自嗣同始”。李敖先生一辈子的作为，与梁与谭，甚至与鲁迅先生，有点类似之处。他是行动派，是宣传家。

真正每天骂蒋先生，骂到蹲牢子的人。甚至他的文笔也是。

我以前的朋友里，读过李先生文章的少；但都知道他那句著名的“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太犀利，太形象，太直白。当然不够传统文学，但说服力很强。——我们熟悉的另一位大人物，很巧的是，跟李敖先生一样喜欢反蒋先生，文笔极佳。佳就佳在，形象生动，便于宣传：“纸老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蒋先生抗日就像拉毛驴，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李敖先生的文笔，也就是如此了。

他当然有引经据典旁逸斜出的能力，但他给自身定位，并不是个书斋文人，而是梁谭等类似，是个大鸣大放的行动派宣传家。

他这一生，也的确身体力行，做到了。不应天，不顺人，硬到底。多好。

《我看老天爷》里说：

把“天”看得伟大而顺从它、歌颂它、坐待它的恩赐，不如畜养它、控制它、利用它，叫它为人类服务；把天物看成就是那样的，不如用人类的心智去增加它们、改变它们。放弃了人为的力量而指望“天”，那是不合乎“万物之情”的。这样的戡天参天、这样的利用厚生、这样的开物成务、这样的“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才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

真是好文字，好气象！

所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一个无法无天的读书写字人。足矣。说再多，怕就要“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了。

最后件事。

《北京法源寺》，写的是农历哪年的事，熟读历史者自然知道。那年康梁走了，谭嗣同死了。

今年李敖先生逝世，是农历哪一年来着？

你说巧不巧？

（本文转自张佳玮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