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7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出炉，韩国再次排在亚洲发达国家中自杀率第一高的位置。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每一百万名韩国人中，就有284人自杀。韩国也继斯里兰卡、立陶宛和法属圭亚那之后，成为全球自杀率第四高的国家。

自杀率第一的亚洲国家

半岛电视台曾经刊文称，世界上有些社会或文化中的人更容易自杀，而韩国似乎正是这样一个“自杀大国”。

在2015年时，平均每天有40个韩国人走上绝路。自杀已经成为韩国人的第四大死因，更是10岁到30岁年轻人的第一大死因。

这一点非常令人吃惊。在其他国家，人们在学生时代往往无忧无虑；可是在韩国，这个群体中的自杀率非常高。

韩国学生自杀率非常高

调查发现，韩国14岁到19岁的年轻人中，超过一半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而超过40%的韩国年轻人表示，自己正承受着来自课业的压力。

2015年时，有17名学生因升学压力自杀，占当时自杀学生总数的23%。

为此，韩国政府还曾推出一种电话软件，可以跟踪学生在社交网络中使用的“与自杀有关的”词汇，以此来检测他们是否存在自杀倾向。

不过，韩国的老师们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与其关注韩国学生自杀的迹象，不如探究他们自杀的成因。

不止韩国的孩子们因面临过度竞争压力巨大，韩国中年人也往往会因经济压力、老年人因传统家庭单位的破裂，不少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生念头。

韩国老人自杀成倍增长

在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事件近几年来成倍增长。一些老人选择默默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有一个老人是个例外。

当时，这名78岁的寡妇被告知，因为自己的女婿已找到工作，政府已经没有义务援助她了。入夜后，这名妇女坐在市政厅门口，喝下农药。

事后，警察在她的遗体旁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法律应当服务人民，但它却没有保护我。”

在人们决意轻生的情况下，一些表面上的补救措施也就不起作用了。

韩国麻浦大桥

《纽约时报》报道称，2012年，首尔政府在有着“自杀之桥”之称的麻浦大桥亮起问候语，慰问过往的群众。而一年之后，从这里跳下的人数是原来的六倍。政府的宣传非但没劝阻自杀者，反而吸引更多自杀者。

尽管自杀率连续五年下降，韩国仍是一个被自杀阴云笼罩的国家。韩国《朝鲜日报》文章称，自杀率下降与政府在2011年11月禁止百草枯有关。

当然，如此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曾经对自杀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自杀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因素分不开，人们往往会因为和社会过高或过少的融合而选择自杀。

韩国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转型，从农业国家变身为工业制造大国，如此迅速的转变被称为“汉江奇迹”。

可是，韩国的社会变迁却没能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根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韩国的自杀事件数量是以往的4倍，汉江也成了臭名昭著的自杀地点。

据了解，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韩国人的生活质量在各项标准中都垫底。根据经合组织2015年的报告，韩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工作与生活平衡状况以及对幸福的主观评估，分别位列第33位、第31位以及第29位。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韩国人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过去，韩国社会联系紧密，家庭、社区的纽带非常强。而过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这样的社会联系，将人们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信息化的发展更将个人局限在自己的小空间中。

在韩国的乡下地区，人口在不断减少，而城市中的人们大多过着封闭而孤独的生活。

有一个现象正说明这种社会结构的瓦解——越来越多的韩国老人去世后无人认领，也无人送终。

此外，韩国社会的竞争正在加剧。而这样的竞争心理并不利于构建社会信任以及发展相互依赖的关系。

实际上，除了社会竞争激烈、阶级固化严重和媒体大肆渲染自杀案件等因素，韩国政府的应对不力甚至不得要领也成为压垮自杀倾向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对自杀问题不够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备受诟病。韩国基督教电视台旗下网站的一篇报道显示，自杀预防工作属于韩国保健福祉部健康政策局的精神健康政策科，仅由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而预防自杀只是其12项工作之一。

此外，政府对自杀预防服务的投入也不够有力，2014年自杀预防服务的全国预算仅有6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546万元。与此相对比，日本在预防自杀方面投入的资金有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亿元，而且取得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