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皮革厂老板跑路背后温州房地产崩溃全回顾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的钱包，现在全部只卖二十块，统统只要二十块！黄鹤王八蛋，你不是人！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你不发工资，你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

温州房地产

这首街头神曲，你一定很熟悉，他的背后，却并非胡编乱造，而是一个真实冰冷的故事，以及由此故事为起点的一场天崩地裂式的产业沦陷和房价崩溃。

据媒体求证报道，2012年10月，一个名叫余小龙的录音店店主承接了一摊生意，客户穿着邋遢，全身酒气，看起来就是附近工厂倒闭后走投无路的员工。那人从身上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写着控诉黄鹤的文字，请求店主帮他录音。

随后不久，这份如歌如泣的声诉词迅速在地摊朋友圈中被转发、扩散。声诉词流传的背后，是温州地区广泛发生的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潮。那一年，光是见诸报端的大型企业倒闭就不下五十多家，其中有名的，正是江南皮革厂。

江南皮革厂其实一直经营的不错，2010年的时候，收入还有3.4亿元，利润3425万元。同时期，他们还另建了新厂，预计投产后能有5个亿的产值。在温州的皮革行业里，江南皮革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只可惜，一年之后，风云变色。2011年4月，清明节放假归来，江南皮革厂的员工们忽然发现，王八蛋老板黄鹤人间蒸发了，再也找不到。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好好的江南皮革厂，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呢？这段历史，让我们从头说起。

春天的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是深圳的故事；

1990年，老人又在浦东划了一个圈，那是上海的故事。

温州既不靠近上海，也不靠近香港，缺乏一切看起来孕育资本生长的沃土。然而就这么神奇的，他悄然崛起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经济中心。

温州何德何能？

事实上，温州的兴起，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什么都没有。1980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公有制仍然极其强大，姓资姓社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公有制强大的地方，乡镇政府对民企极为警惕。很多民营企业，担心的不是银行贷款能不能得到的问题，而是会不会被乡镇干部破门而入，抓去批斗，断水断电的问题。

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逼得许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只能偷偷摸摸的干，或者借个集体企业的帽子戴上，举步维艰。因此，只有在公有制成分比较少的东南沿海，民企才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而在温州，公有制单位大概是少的地方了吧，以至于逼得乡镇干部的亲属们都只能去家庭作坊就业，让民企和政府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知不觉间将这里培育成了一片民营经济的沃土。

祸兮福所倚，温州远离中原，远离上海、香港，权力不沾边，外资看不上，因此在资金上，就更加天然的依靠宗族关系的互相支持。慢慢的，一种独特的地下民间金融体系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夏天的故事

2002年，中国入世，出口加工业进入黄金年代。

那年的夏天，一家叫江南控股集团的阀门企业，老板黄作兴也画了一个圈。他们建了一座江南皮革厂，法人代表就是他的侄子黄鹤。和其他的温州人一样，他们坐在风口上，是猪也能飞上天。

2000年的时候，温州的工业产值只有626亿元，八年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600亿元，年复合增速保持在20%以上，高的一年甚至高达44%。深圳速度也不过如此。

然而在那几年，表面繁荣的温州，危机隐现，只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一，是传统产业竞争门槛低，依附于劳动力成本红利，当人民币在2005年启动升值步伐之后，利润率一步步就被吃掉了。

第二，传统的企业家族式管理，封闭、排外，不利于人才的激励，无论在融资还是科研创新上都掣肘明显，使得温州企业难以做大。

第三，政府“看得见的手”缺位。公共基建投资不足，城市就像农村，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时候，缺乏足够的住房来满足，导致房价飙升，直逼一线城市。

2010年，温州房价1.4万元每平米，仅次于北上深三个金融中心，和三亚、杭州，排名全国第六。这个房价已经是高的离谱了。没想到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再度飙升了50%，2011年11月时涨到了2.1万元每平米，比省会杭州还贵四分之一。

房价的炙热

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涌入温州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接踵摩肩。2008年的时候，温州的常住人口是800万人，两年后，2010年的时候，常住人口数已经飙升到了914万人。

温州房地产

两年时间，就涨了一百多万人，但是温州，并没有为此做好基础设施的准备。

我们看看浙江三大城市的对比。2010年，杭州的人口密度为415人/平方公里，宁波为585人/平方公里，温州是668人/平方公里，密度明显高于前两者。

再看城市建筑面积，杭州为374平方公里，宁波为307平方公里，温州是149平方公里，只有前两者的一半不到。

人口密集，建筑面积少，而且未来的可供应面积同样有限。2010年，杭州释放的国有建筑用地面积为6200公顷，宁波为5600公顷，而温州是1100公顷，只有前两者的五分之一。

本来房子就不够住，然而未来可供售卖的更是少得可怜，市场看涨的预期就是这样一路被吹大。

秋天的故事

炙热的盛夏，并未持续太久，秋意渐凉。

2009年，金融危机袭来，四万亿拯救计划在万众瞩目中出台。银行们为了完成放贷指标，不得不大幅降低信贷门槛，本来应用于农业的“互保联保”也被如法炮制到了中小企业贷款上，许多蕴藏风险的贷款项目一路绿灯。

资金进入了民间，但是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小企业老板们很清楚，在各种成本连年上涨的大背景下，拿钱去建厂搞出口，只会赔的更多，还不如将钱投入房地产市场，两三年就连本带利的回来了。

当第一批投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迅速带回利润，后来跟风者就像滚雪球般壮大，甚至通过民间借贷、高杠杆融资来满足投机的需求。据2011年二季度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参与规模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一边是连年飙升的房价，巨大的利润诱惑，另一边是低迷的出口需求，日益艰难的制造业生存空间。从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接近30%，即使是温州好的企业也只能勉强抵御，更何况大量的小企业们。无力维系的小企业们纷纷放弃实业，转战地产投机市场，成为温州炒房团的一份子。

资金，在数年之间乾坤大挪移，危机，一步步逼近。

冬天的故事

温州炒房团的故事，全国哪里都有，但是由于温州的房价涨势猛，因此吸引的资金也就多，杠杆被玩到了极致；也因为房价推高带来的成本飙升剧烈，温州产业的危机也比其他地区严重得多。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1年，四万亿计划进入尾声，银行信贷投放减少。这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转折点。

在其他的分析文章中，我们说过，“加息和收缩银根”通常是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的导火索。据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90%以上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一年，浙江民间借贷利率涨到了25%，高的甚至达到了180%。

本来在2009年就应该死去的中小企业们，幸得温老爷开眼，续了两年命之后，终于还是不支倒地。2011年4月，江南皮革厂王八蛋老板黄鹤跑路，接着，仿效者越来越多，每个月都有十几个老板跑路的新闻传来，9月份，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信泰集团轰然倒地，老板胡福林失踪，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开始在网上流传……

更严重的是，温州民间借贷盛行“联保联贷”，互相担保，一家企业倒闭，上下游的一系列贷款者、担保者都将跟着遭殃。逃债者越来越多，绝望的开始跳楼，地下钱庄由于违约者太多被迫清盘，整个民间金融体系趋向分崩离析。

在几个月之后公布的温州经济数据中，2011年的温州GDP、人均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多项指标，全部在浙江名列倒数第一。温州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在那一年的破产案件占到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

为了应对此事，温州不得不成立了中国首个破产法院。

那一年之后，温州的银行不良率持续走高，从2011年6月末的0.36%激增至2014年4月末的4%以上。

房价大崩溃

房价的投机游戏想要玩下去，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价格越炒越贵，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存量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实体产业有利润，还能维持投机需求的持续，但可惜的是，温州的传统产业已经进入末路，再也无力成为房价上涨的供水源。能够转出的钱，没了。

产业死了，来温州打工的人开始回流，2010年至2013年，温州常住人口保持在910万人，不再增加，房地产需求见顶。

让人崩溃的是，在这个关键档口，地方政府开始扮演猪队友角色——

政策A：规定二套房首付款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外地户籍人士限制购买二套房。这是打压需求。

政策B：大幅放松土地供给，2011年温州土地通过划拨增加的面积为2200公顷，比2009年的290公顷大幅增长了650%。这是扩大供应。

本来在房价高涨期，打压需求和扩大供应都是应该的，但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循序渐进，文火调理。像温州如此之“狠”的药力倾倒下去，不出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