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熬到儿媳过门，老梁却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事，出在河南省柘城县。县里有个张桥镇，张桥镇有个张桥村，村东头有个气派院，院主人就是2015年过世的老梁。

白楼、红门、金色瓦片，乍一看透着“实力和脸面儿”。可走进门，却吃惊地发现，墙没有刷白，窗没有玻璃，就连通往二层的扶手都没有安装。再一问，门是赊的，窗是赊的，楼板也是赊的。

为给儿子娶媳妇，老梁借钱盖楼房、送彩礼，欠了一屁股这辈子还不完的债，直到搭上命。

“喜事一办，毁于一旦。”乡亲们说起来，也只能摇头叹息。老梁的悲剧虽极端，“天价彩礼”之痛却十分普遍。在柘城县周边，娶亲礼从六万六、八万八，一路飙涨，后来干脆按斤称人民币——“三斤三两”，约合14万元。没多久，“万紫千红一片绿”又风靡乡里：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张50元，约合18万元。这还不算完，再加上一辆汽车和一栋楼，美其名曰“一动不动”，还要几十辆车组成的迎亲队。估算下来，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门，开销得要50多万元。

一个农民靠种地、打工，不吃不喝，每年攒5万元，凑上这钱要整整10年。

移风易俗，刻不容缓。去年底，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专门会议，提出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移风易俗，树立良好乡风。柘城县立行立改，降彩礼、易风俗，文明节俭办红白事，助力脱贫攻坚。

一场触及农民心灵秩序的“彩礼之变”，在张桥镇渐渐生发。

重礼压折了脊梁

“来俩去一个！老梁走之前，不断重复这句话。那意思，来了儿媳妇、小孙子，他该走了。”老田说起丈夫，至今无法释怀。

3年前，老梁的儿子——小梁在外打工，认识了鹿邑县的小赵姑娘。恋爱不久，小赵有孕在身。2015年春节，小梁回到老家，央告父母前去定亲。

定亲，在豫东叫“押帖”，主要商量拿多少彩礼。第一趟去，老梁、老田欢天喜地到鹿邑，找了家上好饭店，请小赵父母吃饭。酒过三巡，老梁大方地掏出2000元，当作见面礼。小赵的娘斜眼看了看，正色说道：“新房不盖好，闺女不能嫁。彩礼不能少了‘六万六’……”

老梁一听，犯了愁。盖新房，梁家连借钱带赊料，已经欠下7万多元，从哪再挤“六万六”？

老田身患哮喘，咳嗽一阵，勉强挺直腰杆：“不怕，新房已经盖了一棚，第二棚很快盖完。”

“押帖”之行，不欢而散。

第二趟，老田叫老梁，老梁不愿去。她鼓起勇气，喊了三个亲戚，提着礼物，去跟对方“拉锯”。一见面，小赵的娘让座端茶，倒也热情，可嘴里只念叨困难：“一年前，她哥结婚，用完家里的钱。她弟比她小一岁，也要定亲。人家要六七万元的彩礼，俺咋办？”老田费了半天口舌，也没把彩礼降下来。

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五谈五败，老梁来了气：“这门亲成不了，不办了！”

老田又是责怪女方，又是心疼儿子，一天到晚对着丈夫抹泪：“村里小子多，闺女少，错过这个闺女，儿子打光棍咋办？”

眼看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小赵也着了急，请舅舅出面向父母说情。小赵爹娘商量，把彩礼降到5万元，不过有言在先，要100箱礼品送亲戚朋友，一箱也不能少。梁家拗不过，只得答应，把婚礼定在2015年的“五一”。

快到“五一”，梁家的房子没有完工，左挪右借，没凑够彩礼。赵家放出话：“最多宽限一个月，盖不好房，拿不出钱，别想结婚。”老梁咬着牙，一边加快盖房进度，一边贷款付彩礼，还从商店赊了100箱礼品，装上小货车。

6月2日，终于要办喜事了。梁家张灯结彩，准备娶亲。凌晨时分，突然接到赵家的电话：“孩子生了！”

“丢人现眼！”老梁闻听消息，气得跺脚，只得取消婚礼，匆匆把娘俩接回。

过了俩月，小赵的哥哥添了胖小子，叫她回娘家办喜事。张桥村离鹿邑县有十多公里。小赵嫌路远，半开玩笑对公公说：“进门前，您还答应给俺买辆汽车哩。”老梁一听，没理儿媳，头也不回就走出了家门。当日凌晨，他用一根麻绳，无声无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的时候，不到50岁。

“他爷爷走后，日子过得艰难。儿子、儿媳妇到外地打工还账，到现在没还完。”老田说，谁家不娶媳妇、不嫁闺女？那么多年立起来的老规矩，谁能挑头捅破？

彩礼咋就长了翅膀

田艳，张桥镇岭子朱村人，说媒十多年。对“押帖”的规矩，十里八乡没比她熟的。

“七八年前，‘押帖’只要七八千，最多‘万里挑一’，也就是一万零一。3年前，彩礼像长了翅膀，变着花样儿飞涨。”田艳嘴快，细数历史，头头是道：2014年两万一千八(两家一起发)，2015年六万八(既顺又发)，2016年十万零一(十万里挑一)、十五万八(要我发)。礼金之外，还要买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新盖二层楼，不少还得在县城或市里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彩礼为啥一路走高？主因是男多女少。“在农村，整条街看不到几个女孩，村村如此。”张桥村一位农民担忧地说。到村委会，翻开张桥村的统计簿：全村适龄未婚青年80人，男青年有60名。女青年外出打工，不少嫁到了外地，加剧了男女失衡。

“前些年，都想要男孩，不稀罕闺女，现在问题来了。一到过年、麦收——相亲说媒的旺季，谁家有个闺女，门口能排几个小伙，一个挨一个‘面试’，跟‘选美’似的。”田艳说，去年春节假期的一天，她曾带着4个小伙去同一家相亲。

闺女金贵，彩礼不断加码。于是，男方外出打工挣的钱，全拿回村盖楼。楼盖好，娶了媳妇，再一起外出打工，把空房子扔在农村。偌大的二层楼，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一楼住人，二楼养鸟。”

对近城区的农村小伙、经济好的家庭，女方要得较少；越偏、越穷的地方，规矩越多，女方要得越狠。在偏远乡镇，父母怕女儿嫁过去吃苦受穷，对男方“爹娘老的不考虑，弟兄俩的不考虑”；除了彩礼，外带上轿礼、下轿礼、要“好”礼、改口费，以及牛羊肉、肘子、烟酒、果品。村里人调侃：“嫁个闺女，够开一个小超市了。”

田艳说过一个媒：女孩的父亲因伤残不能劳动，家贫如洗；哥哥过了婚龄，仍没对象。提亲时，女孩的母亲央求田艳，向对方要10万元彩礼，好给自己的儿子盖房娶亲。男孩父母口头上答应，但走后再没有下文。无奈，女孩与男友洒泪分手。

在农村，面子看得比啥都重。相互攀比，推高彩礼。有一年春节，田艳保了两个媒。赶巧，俩小伙儿同村，俩闺女同村。第一家先“押帖”六万六，第二家后“押帖”八万八。头一家忽然觉得没面子：“一块长大的闺女，凭啥俺比她便宜？”要求追加彩礼。男方不同意，女方“任性”退亲。

“不光女方要面子，男方也死撑面子。”柘城县红娘协会副会长杨鹏谈起一桩婚事：姑娘比小伙大6岁，着急结婚，明确表示不要彩礼。男孩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要送六万六。是男方“不差钱儿”？并不是。男方贷款买房，借债送礼，塌了不少窟窿，之所以硬挺，就一个想法：娶媳妇是大事，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有些小伙的个人条件稍差，过了25岁找不到媳妇，爹娘都不好意思去别人家串门子、赴喜宴。为娶个媳妇，情愿勒紧裤腰带，多出彩礼。”

因为拿不起彩礼，不少农村男青年长期单身，甚至成了“终身光棍”；不少农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影响到脱贫攻坚。

让党员干部打个样

记者赶到花马李村，村支书李传伟的妻子，赶紧出门，躲着不见。

李传伟坐在板凳上，点着烟，狠吸了几口：“移风易俗，俺媳妇支持。党员干部不带头，群众工作不好做。”

一旁的干部插话说，李支书嫁闺女，少要彩礼、节俭办事，在家顶了不小的压力。

年前，闺女定亲。男方按“老规矩”，要送六万六到李传伟家。

“谁家闺女不出嫁？都要高彩礼，恶性循环。”李传伟打定主意，降低彩礼，又怕妻子这一关不好过。

他先到镇党校，听了一堂移风易俗党课，回来给妻子传达政策。妻子的脸一黑，不吭声，给李传伟来了个“闷头顶”。

他不死心，接着说：“少要彩礼是好风气，咱当干部，得先支持。”无论咋说，妻子不表态。

正巧，张桥镇镇长史云洁来村里。李传伟拉上镇长，到家说服妻子。妻子一见有领导来说彩礼，把门一关，扭头就走。

不久，县里下发文件，要求党员干部操办本人和直系亲属的婚嫁，必须提前3天向县纪委或单位党组织书面报告；必须执行新标准，否则给予党政纪处分。村与乡镇签订目标责任书，把移风易俗纳入年度考核，工作不力追究主要领导责任。

李传伟立马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拿到妻子面前。这回，妻子不再坚持，答应只要1.6万元。

上党课，统一党员干部思想；下文件，约束党员干部行为。目前，柘城基层党校进行88场次移风易俗培训，受教育者达1万多人次。

管住了干部，还得引导群众。

农村人爱看戏，柘城在戏上做文章，县里新编的好几出戏，演了500多场，受教育群众10多万人次；新拍微电影《雷哥定亲》《鬼火》，网络点击量超过百万。各村街头贴宣传画，村委会打开大喇叭……宣传铺天盖地，村村不落。

最受欢迎的戏是《请闺女》。

戏里说，张玉米嫁给李瓜秧，一个月也不回娘家。老两口不放心，前去看闺女，这才发现，李瓜秧相亲时用的楼房、送的彩礼，全是借的。为了还账，小两口被迫住进破屋子。

“‘怨你怨你都怨你，把闺女当成取款机。’听戏词，笑中含泪，入心入肺。”张桥村村支书张文彬说。

新戏虽好，村民单是看热闹。真叫谁家简办红白事，谁也不想伸头。咋办？“软”要宣传，“硬”要约束。

柘城制定操办红白事的参照标准，经过群众表决，全部上墙公布：订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元；提倡婚事1天办结，3天回门不请客；取消新人下车礼金；收受贺礼、礼品、礼金，农村控制在100元以下；迎亲车队不超6辆，行驶中不放鞭炮。婚宴严格控制宴请人员范围，只限近亲属；每桌10人，自请厨师的，含烟酒不超过300元。

干了十几年村支书，张文彬清楚，农村的风俗根深蒂固，要想“全面开花”，先得攻破“第一家”。

“第一家”选谁？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张华涛。他家的闺女叫张妮，今年23岁，正要定亲。张家搞运输，不差钱，光看新盖的二层楼，房子多达10间，咋也住不完。张华涛觉得，彩礼少了没面子，要8万元，不高也不低。

张文彬登门，劝张华涛降彩礼，被一口回绝：“规矩咱支持，不过俺家不出这个头。”

第二次，张文彬带了俩“帮手”——村道德评议会副会长张保国、成员张超亮。道德评议会里有村干部、老支书、老教师，专门助推移风易俗。谁家要的彩礼多，他们上门做工作；谁家要办红白事，他们蹲点守到头；谁家做得好，他们推荐参评“好媳妇、好妯娌、好婆婆”。

张保国进了门，苦口婆心：“彩礼要高了，婆家去借钱，将来还不是你闺女还债？到时候，闺女在婆家抬不起头。”

“彩礼高，名声孬。人家笑你‘卖闺女’。”张超亮用上激将法。

“理儿咱都知道。话说回来，别人都要七八万，俺闺女要两万，街坊亲戚不戳脊梁骨？”张华涛顾虑未消。

张保国又劝：“有人说闲话，你就往道德评议会身上推。咱又是搞宣传，又是立村规，看谁敢反对？”

张超亮警告：“谁一意孤行，不遵守新规矩，红白理事会不去他家‘问事’，不去帮忙。”

张华涛一家商量，妻子、女儿同意只要1.1万元彩礼。结婚那天，张家不派人送亲，免得男方多摆宴席。婚后3个多月，两口子一个做生意、一个照顾家，幸福美满。张家被评为“移风易俗光荣户”。牌子挂在家门口，谁路过，谁竖大拇指。在张华涛影响下，他的大哥、二哥嫁闺女，也基本按照新规矩，一家要了2.6万元，一家要了1.1万元。

“过去谁要得多，谁有面子；现在谁要得多，谁是财迷。大喇叭每天广播一次，好的亮亮相，坏的出出丑。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没人再敢公开要高彩礼。”张文彬说。

红娘变身破旧“急先锋”

景素霞是个老媒人，过去说媒，碰到女方出难题，就让男方多出钱，把事儿摆平。移风易俗后，她一边要说成媒，一边要降彩礼，有点“作难”。

去年冬天，景素霞说一桩亲。男的在张桥镇，家境一般。女的住安平镇，地偏彩礼高，张口就要12.8万元，外带40斤牛肉、40斤羊肉、40斤猪肉、100斤果子、4箱酒、30箱饮料和饼干。

“新规矩不允许要高彩礼，这不是砸我的饭碗？”景素霞说话“能甜能咸”。这回，她决心使大劲，把彩礼压下来。

女孩儿听说要把彩礼降下来，嘴立刻噘起来：“俺长得不差，身价也不低。人家要十几万，为啥叫俺要两万？”姑娘红着脸，低下头，就是不愿意。

一趟不行，景素霞冒着严寒，连跑几回。姑娘还是不给好脸色。景素霞改变策略，劝女孩的父母，一点一点把彩礼降到八万八，再降到六万六。

“咋也得降到两万以下！”景素霞拿出随身携带的《红娘证》，晃了晃：“县里、乡里成立红娘协会，先是培训红娘，又发了证书。每个红娘都宣过誓，签了承诺书。凡是说成的亲事，彩礼一律不能超过两万元，媒人答谢礼不能超过2000元。如果索要高价中介费、哄抬婚嫁彩礼，取消会员资格。”

“闺女的面子实在过不去。你别急，我再劝。”娘劝了女孩半天，最后一拍大腿：“两万就两万，冲你跑这么多趟，我应了！”

事后，男方对景素霞交了实底：虽然当面说，十万八万出得起，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女方真的要，只能出去借。“您帮着省了十几万，恩情得记一辈子。”

降彩礼，谁劝最管用？媒人。柘城成立县、乡两级红娘协会，吸纳了659位红娘。红娘们像659个警报器，紧盯着高价彩礼；又像659把剪刀，直接剪断旧俗的“根系”。

走出张木堂村，见白色墙壁上写着几条标语：“红娘协会登场，高价彩礼立降”“红娘出手，彩礼赶走”。看来，一度以利为先、推高彩礼的红娘，如今变成了倡导新风、推动自治的“急先锋”。

县里一位干部说：“对媒人、婚介公司、婚庆公司、农村流动包桌等行业加强管理，规范流程、标准，同时成立红娘协会、红白理事会，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是柘城一条重要经验。”

难在“一盘棋”，谨防“一阵风”

从张桥镇向南，就是鹿邑县玄武镇。两镇百姓常有通婚，但如今风俗大不相同。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记者驱车10公里，从张桥镇赶到玄武镇马庄村。顺村道往前走，路边是一个卫生室。正值午后，屋里没有病人，只有两名妇女蹲在地上，手指翻转，加工女鞋装饰品。一番攀谈后，我试着询问当地风俗。

“有人娶咱村的闺女，今儿来‘押帖’，怕丢了面子，先打听一下，这儿是啥规矩？”

“一般不下12万。要是你家有钱，彩礼更高。”穿红衣服的妇女说。

“不是要求移风易俗嘛，咋要这么高？”

“啥移风易俗？一直是这规矩。你想拿多少？”妇女反问。

“彩礼降到两万以下，红白事儿不大操大办。”

“两三万？那也中，别怕人家笑话你。”另一个穿长裙的笑着说。

门一开，进来一个中年男子，个头儿不高，精瘦精瘦。听见议论彩礼，他也加入进来：“这三里五村，‘押帖’不但要礼金，还要‘看小件’，也就是女方陪嫁的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算下来五六万元。钱由男方出，女方挣脸面。”

聊起张桥镇的变化，男子不由感叹：“十里不同俗，一里改规矩！柘城与鹿邑虽然交界，没想到彩礼差这么多。人家的闺女外嫁，少要彩礼；这里的闺女外嫁，不好协调。”

移风易俗难在不能“一盘棋”。各乡镇的推进情况也参差不齐。张桥镇改得快，彩礼统一定在两万元以下。安平镇离城远，彩礼重，普遍在10万元以上，先降到5万元。

移风易俗，不能只刮“一阵风”。柘城所有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实行会长负责、工作例会、公开办事三项机制，定期召开座谈会。乡镇、村建立移风易俗工作台账，详细记录每件婚丧办理事宜。县里统计，全县515个村、社区建立红白理事会，半年多操办1000余户婚丧嫁娶，节约开支8500多万元。为此，有10个红白理事会受到表彰，每家获得奖金1000元。

有奖有罚，有堵有疏。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党员干部，柘城县纪委严肃查处；对违规大操大办的村民，乡镇取消其参与评先资格，是低保户的取消其低保资格。同时，柘城县文明办、妇联、电视台合办相亲会，为700对青年男女搭起鹊桥。县委宣传部牵头，举办简朴热烈的集体婚礼，市县领导证婚，新人们喜结连理，节约费用200多万元。

在柘城，摒弃“天价彩礼”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以财为准”，正渐变为“以人为准”。据网络投票、调查问卷统计，移风易俗活动开展之前，8至10万元彩礼占全部婚嫁数的30%，现在下降到15%；36%的家庭把婚嫁彩礼定为1至3万元。不过，乡村婚俗观念根深蒂固，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反对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声势大，见效快。但这事明面上的好监督，私底下的确实不好监督。”一位红娘道出了自己的担心，“表面看谁也不敢多要了，可私下里，女方追加彩礼，男方能不给？不少人在观望，新风到底能坚持多久？”本报记者 马跃峰

原标题：一个小镇彩礼的潮起潮落（人民眼·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