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勇被抓前，他和妻子承包了白银市工业学校内的小卖部做生意。法制晚报 图

14年，11条人命。

高承勇最后被抓是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和妻子承包了校园内的小卖部。在学校的几年中，高承勇始终规规矩矩，以至于他被抓以后，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相信和善的店老板竟然变成了“杀人狂魔”。

高承勇清楚知道，他曾经的那些行为，给整个白银带来了多大的恐慌。7月18日，高承勇在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近日，高承勇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和高承勇谈过他会被判什么刑，高承勇的态度相当淡定，“他知道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早有心理准备了。”

白银案辩护律师：被告人选漂亮女性作案

朱爱民第一次会见高承勇的时候，就对高承勇的淡定和冷漠相当吃惊，“完全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朱爱民直言，这与他之前接触过的任何嫌疑人都不一样。“不爱说话。”朱爱民是高承勇的辩护律师，“案件是指定的，我们是法律援助。”

而这个发现在之后的会见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验证，最让朱爱民不能接受的是，高承勇在讲述案件甚至回忆一些细节的时候，“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对于每个人都会关心的高承勇作案目标的选取，朱爱民说，这个问题他曾经问过高承勇，高承勇对于“专挑红衣服，长头发女子下手”的说法嗤之以鼻，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挑过什么红衣服，长头发，他选取的目标就是他觉得年轻的、漂亮的。

朱爱民觉得高承勇的心理素质超级强，记忆力也超于常人，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作案时间、地点等细节，高承勇都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能详细到受害人住址的门牌号码都记得。

高承勇的冷漠和残忍的作案手段让朱爱民很不舒服，在一次会见中，当他听到高承勇冷漠地说起自己所做的一起又一起案件时，他终于忍不住了，“我当时就要求先中断会见，让看守所干警带他去上厕所，我也赶紧出去晒了一会儿太阳，缓解一下压抑的心情。”

朱爱民也好奇高承勇的犯罪动机，但高承勇只回答了“报复”两个字，就拒绝再回答此类的问题了。但有一点是朱爱民一直在强调的，那就是高承勇杀人并不是只为了钱，“在所有的案件中，涉案金额不过区区百元。”

对话 庭审最后道歉 称要捐器官

法制晚报：第一次见高承勇是什么感觉？

朱爱民：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淡定的人，说他淡定，是说他的喜怒哀乐从他的表情上根本看不出来。话不多，性格非常内向的人。实际上，从面相来看，他倒有几分慈善。他的长相不凶悍，反而很平和。但是他的眼神，接触久了，就能感觉出来很冷漠。看不透，很深沉，到底内心怎么想的，看不出来。第一次提审的时候，他就对全部的犯罪都是认可的，认罪态度非常好。

法制晚报：他会有侥幸心理吗？觉得这么长时间没有被抓住，可能就不会被抓了？

朱爱民：没有。按照他的说法，他觉得他应该早就被抓住，没想到会这么长时间。做第一起案子的时候，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但他应该是没有想到警方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他抓住。庭审中，公诉人宣读鉴定类证据的时候，他就说他听不懂，希望公诉人能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他是因为什么被抓了。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他被抓是因为DNA。

法制晚报：高承勇一直没有悔罪的表现，也没有给受害人的家属道过歉，但此次庭审后，他却给受害人的家属鞠了三个躬，并表示了他的歉意，有人质疑他在作秀，是这样的吗？

朱爱民：我倒觉得他并不是在作秀，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他确实一直没有悔罪的表现，实际上，刚开始审判的时候，高承勇的表情是非常冷漠的。但庭审的时候，听到那么多受害人家属的控诉，以及这么多年来对于他们家庭的伤害影响，我想再铁石心肠的人还是会有所触动的。

以这样的方式被杀害，作为亲人来说，多少年来都会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中。在这些案件中，有个受害人的孩子就在现场，这个孩子当年才1岁多，高承勇作案的时候，小孩就坐在沙发上，等于说是高承勇当着这个孩子的面，把他的母亲给杀害了。但高承勇最后没有对这个孩子痛下杀手，也算是他稍微动了一些恻隐之心，留了这个孩子一条命。

庭审中，高承勇没有主动说过话，直到庭审的最后，他说，要捐献器官，而且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

在家自己洗衣服 妻子不相信丈夫会杀人

法制晚报：高承勇的家人现在是什么态度？

朱爱民：我和他的爱人沟通过，他的爱人到现在也不能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高承勇平时在家里并不粗鲁，更没有暴力倾向，他在家里也是少言寡语，和妻子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激烈争吵，有时候他妻子吵得他不想听了，他就会转身开门出去，在外面呆一天再回家。高承勇在家也很少管孩子，在农村来说，上班的时间不固定，出去打工一段时间不回家也是很正常的。高承勇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从结婚的时候开始，他的衣服裤子就自己洗。他的妻子没有发现过他的异常，也是和他的习惯和职业特点有很大关系的。

法制晚报：您和他接触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所作所为像有心理疾病的样子吗？

朱爱民：跟他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具有变态人格的人。在这11起案件中，高承勇在杀人后还割过器官，每一个人并不相同。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是不是她的手上留下了你的痕迹，他说没有。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他的做法没有明确的目的，完全是随机性的，我觉得这是他具有变态人格的体现。

法制晚报：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个8岁的孩子作为杀害的对象？

朱爱民：这起案件在他的心理上对他还是有触动的，他自己的供述就说，他觉得自己很疯狂，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在杀了小女孩之后的那起案子，他的表述是，这次从青城上来，寻找目标，不会再找未成年的小女孩了。

法制晚报：1988年到1994年，时隔六年高承勇才又开始作案，1994年到1997年，中间又间隔了3年，他为什么没有连续作案？

朱爱民：这些问题我们都问过他，他说间隔的这几年，刚好是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他得打工挣钱养家，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考虑杀人的事情。我们问他中间为什么会停止作案，他说社会上都说出了一个杀人狂，杀披肩发，穿红衣服、高跟鞋的女人，他就觉得要稍微停一停，他觉得传得这些都不准确，他并没有刻意选择披肩发、红衣服，高跟鞋。

法制晚报：开庭的时候，11名受害人的家属都出庭了吗？是不是有家属索赔了1000万？

朱爱民：没有，可能有些受害人的家属不想把伤疤再揭开吧。但有些家属强烈要求要参加庭审，就想当面质问他。只能说11名受害人的家属均委托了律师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要的是精神赔偿，但这可行性并不大。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被告人刑罚的处罚，就是对受害人家属的一种安慰。只能对他的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来要求赔偿，比如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