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清代的谕旨公文中忌讳“贪”字?其实不然，查看清代文献，朝廷对贪污行为的公文记载一直是直言不讳的，如索额图“贪侈倾朝右”等类似记载，历历在目。清廷对这些贪界小巫都不惜一贪，为何对贪首和珅这个大巫在皇帝的谕旨中惜“贪”如金呢?这其中暗藏雷人玄机。

当时，嘉庆急于收拾和珅，在查抄家产、抓捕和珅时，动手太仓促，财产来源一时弄不清，可能为原因之一。嘉庆对和珅位极人臣、揽权索贿、乱政祸国的狂妄行为，早有耳闻目睹，此害不除，难稳江山。只是因为即帝位后，老爹乾隆仍然控制朝政，爱和如痴，一时无从下手，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因为做了和珅，他可以达到一石三鸟之功效，既可杀猴给鸡看，还可将和珅的巨额财产充公，又能空上几十个官位安插心腹。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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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得病，医治无效，初三逝于养心殿。嘉庆下手了，正月初四，下旨免去和珅本兼各职，命和珅运送乾隆灵柩回清东陵。正月初五，下旨将和珅逮捕下狱。正月初八，下旨搜查和珅和福长安的家。正月十三，嘉庆即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赐死。手脚之快、下刀之利，令人吃惊。

期间，嘉庆要一手办理丧事，一手抄家抓人，两手都要抓，两手不一定同样硬。试想，要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审结一件惊天大案，弄清和珅相当清廷十五财政收入的巨额财产来源，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和珅除了共认的贪污收贿勒索之外，他还有薪俸、经营等合法收入，他的家产中哪类财产是合法的，哪些收入是违法贪污所得，一时实在难以分清。

官已革，家已抄，人已抓，嘉庆如果不及时找理由弄死和珅，骑虎难下，后患无穷。可如何在谕旨中为和珅罗列令人信服的罪名，其实也是很费心的一件事。如果说抄来的巨额财产均是贪而所得，难服情理，如果让和珅死，还必须涉及到财产。情急之下，嘉庆想到了一个隐晦的办法，既不说违法的贪，也不说合法的有，而是在20大罪名涉及财产类罪状中巧妙地选择了一个“藏”字，借以说明和珅巨额财产含有贪污所得因素，只是一时难以查清其真正来源。

由此看，嘉庆赐死和珅的20大罪名中，除了欺君、不敬、越权办事、超标准建房、破坏民族团结等十二项罪名外，涉及财产类的八项罪名，一“藏”遮百丑，一“藏”万事通，模糊地说明和珅罪孽深重，格杀合法。按照时尚的说法，其实，嘉庆并未明确和珅的贪污罪，而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惩办和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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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其实还另有所藏。在赐死和珅的谕旨中，他无脸提及“贪”字，还与乾隆不无关系。和珅是乾隆一步一个脚印提拔起来的，是惟一心腹和代理人，其关系之亲近，堪比狗皮袜子。他们之间表面是君臣关系，其实已亲如手脚。而乾隆享受奢华的个性，难免出现不合情理的开支，这一切全由聪明的和珅暗地摆平。乾隆六次下江南沿途建造的三十行宫、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举行万寿大典等大量开支，很不方便从国库中支出银子，都是和珅通过寻找财源从小金库中报销的，这些支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心照不宣。

和珅深知“马无夜料不肥、人无外快不富”的理财哲学，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中顺手牵羊地捞了一些外快，他和乾隆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今，嘉庆要弄和珅，肯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如果说和珅贪，在和珅背后还站着一个大贪乾隆，要问和珅为什么贪，还不是乾隆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摆平一个奴才，而让自己的老子脸上无光，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为此，嘉庆皇帝忌讳在谕旨中提到“贪”字，实际不但给足了老爹面子，也避免了人们联想一些关于老爹的不敬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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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嘉庆亲政后，面对乾隆末年的危机四伏，他需要一个安定的团队和稳定的政局，所以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大力整饬内政，整肃纲纪。他惩办和珅，只想速战速决，杀一儆百，不想顺藤摸瓜、深究深挖。他知道，面对和珅编织二十载的贪污网络，真想把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查办，不但会人人自危，混乱朝政，而且也将是他一辈子闹不清、办不完的事情。

与其自找苦吃，不如大事化小。于是嘉庆毅然决然地在谕旨中将“贪”化“藏”，把和珅与当朝官员自然割裂。因为藏匿巨额财产，似乎是和珅一个人的事儿，而以前曾经向和珅送过礼、献过宝、买过官、办过事的人，则不必慌慌不可终日。嘉庆在谕旨中将“贪”字隐去，实际是出了一个安官告示：我要革的，是和珅的小命，其他人大不必担心自己的脑袋，它依然会连在你的肥颈上，而不会身首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