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于1937年5月生于英国牛津。1997年3月4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
生于1937年5月，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从事英语教学，1978年公派至英国兰开斯托大学进修英语及语言学，1980年回国。1986年晋升教授。1993年被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1997年3月4日病逝，终年59岁。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也是中国学界德高望重的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女儿。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她为人刚正。逝世后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好友的缅怀。
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这话并非虚言，钱瑗离世8年，钱瑗的两位香港学生回北师大，一位捐款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学》上刊出了《纪念钱瑗专辑》，钱瑗的学生和同事、好友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
钱钟书、杨绛与女儿钱瑷在清华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
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
1996年春，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老母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我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电话和写信。一次托陈教授带去一信，给她念完后，她显得很高兴，说这是老同学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听说病情恶化，我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我们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我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
当年在班里我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我们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
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闲谈中我们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
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告诉我们：“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我们，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曾劝她，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要保护自己，学会说“不！”她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来就忘记一切。每年的体检“没时间”参加，长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诊治，终于酿成大灾。近来我常想：像钱瑗这样国家多年培养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而不知保护自己的人——谁来保护他们？亲友？领导？各级组织？还是政府？难道能看着他们一个个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所作为吗？
钱瑗
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的大学同学黎虎在《我们的钱瑗》中，专门撰文对媒体上曾经刊登的有关 儿时的钱瑗 钱瑗与王德一婚姻的不实描述进行了补正。黎虎说，钱瑗与王德一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负责画画，并且都非常有才情。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文革初期，在钱瑗的主动示意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1968年初，两人结婚并搬入了历史系单身教师宿舍。婚后钱瑗夫妇俩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杨绛还亲手帮王德一理过发。可文革时期，王德一却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王德一去世后，钱瑗便搬出了北师大历史系的集体宿舍，回到了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第二任丈夫杨伟成：
王德一去世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 母亲杨绛著书《我们的钱瑗》 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时，杨伟成与前妻的儿子已经18岁了，当上了继母的钱瑗用自己的爱心赢得了杨伟成两个孩子的爱。在《我们的钱瑗》中，她的继女、继子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母亲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
两人在文章中同时回忆了在钱瑗生病前的“温馨周末”，那时候每到周六，钱瑗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钱瑗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为了不跟子女们产生代沟，每当没时间看电视时，钱瑗就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地与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