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早期来华的外国女摄影师

今天是“女神节”，炒个应景的冷饭，说说几个早期（这里的“早期”我定义在194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女摄影师。

按照有些极端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在摄影师之前冠个“女”字就有“歧视女性”的嫌疑：男女平等，凭什么摄影师要区分男女？！我得强调下自己的立场，从来没有歧视女性，特别是在摄影师这个职业上。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过去在国外男女所受教育不同，女性学习的内容往往有针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社会的观察，无论视角或是关注点，女性多多少少与男性会有不同，反映到照片上，男女摄影师拍摄的照片自然也会不同。这种不同，正好给所有看照片的人，无论男女，提供更多元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角度。最后落在“中国”这个话题上，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实，只有通过女摄影师们的母性来补全，有时候这种关切、关注和关心是男同胞们无法做到的。这样一来，早期来华的女摄影师们拍摄的照片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中国影像档案。当然，我并不是想否定中国本土产出的女摄影师们的贡献，但摄影术作为舶来品，外国人对此的掌握有先天的优势，女性也更早地获得她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从1870-1940年代，各个时期都有外国女摄影师来华，无论活动的时间还是活动的范围，都领先于中国最早的女摄影师们。今天就选五位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女摄影师。

说是“炒冷饭”，是因为之前已经写过两位，一位是1879年首次来华的爱尔兰人伊莎贝拉·伯德，此后又多次游览中国，把拍摄的照片放进她的游记中，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读者群；另一位写过的是法国人伊莲娜·贺伯诺，她1933年随外交官丈夫来到中国，1937年离开。

按在中国的活动时间来说，另外三位摄影师分别是立德夫人（Mrs. Little， 1845-1926）、小莫（Hedda Morrison， 1908-1991）和克莱尔·鲁斯（Clare Boothe Luce， 1903-1987）。这里面小莫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她的粉丝大把大把，不用多说了，在中国的活动时间主要是1933-1946年。立德夫人也是位多产的作家，看过她的书的人想必很多。她原名阿丽莎·海伦·诺瓦·毕维克（Alicia Helen Neva Bewicke），她祖籍英国，出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20岁后搬回伦敦，1886年与在中国经商的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 1838-1908）结婚，第二年一起回到中国，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直到1907年护送生病的丈夫归国。说到立德先生，他在1898年参与外国轮船首次通航三峡。立德夫人在中国时走访了很多地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她还参观了紫禁城并拍摄了照片，很有可能是第一位在中国皇宫拍摄照片的女摄影师。立德夫人在中国最大的贡献是1902年她在上海期间对“天足会”的推动，帮助提高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联想起前段时间新闻里说中国某地把缠足当作传统文化捡起来给小孩子裹脚，真是愚昧的可怕！

等待工作的苦力，上海

看戏

一户有钱人家的客厅

长江边的纤夫

中国西部“天足”运动的领袖及其家人，不过我看三名妇女都是缠足

最后一位要说的克莱尔·鲁斯是亨利·鲁斯的夫人，她的丈夫正是创办《生活》（LIFE）画刊的那位鲁斯。克莱尔1941年随丈夫访问中国，并采访了蒋介石。同年6月30日的《生活》刊登了鲁斯的采访稿，配图均由克莱尔所摄，有重庆的街景、驻渝的外国记者、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等等。1953年克莱尔还被任命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也可称得上是女性参政议政的典范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有去延安的外国女摄影师，比如史沫特莱和斯诺的夫人海伦，关于她们的介绍很多很多，在中国的时间和克莱尔有重叠，就不在这里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