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3日农历7月7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在婚礼上，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摩，但他更看不惯的其实是陆小曼。在他第二天给儿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徐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乡海宁硖石。在徐志摩给张慰慈的信中写到：“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陆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磕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陆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不久，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了。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陆小曼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硖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告独立。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19日占领杭州，然后沿沪杭线北上追击孙传芳的军队。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1927年1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陆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初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后又迁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

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病重，徐志摩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对于父亲的决定，徐志摩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徐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就问：“陆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陆小曼踏进徐家大门。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呆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