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入侵东邻随国（今湖北随州，刨出曾侯乙墓的那疙瘩。）。

那时候的楚国地盘还没那么大，以汉水为界，东边是以随国为代表的一帮姬姓小国，随国属于其中比较大的。

战事不顺，楚王派出大臣讲和。这时候楚国有个叫斗伯比的大臣出来谏言楚王说：

“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

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伐随不顺是活该自找的。

不知为什么，第一次看到“斗伯比”这名字，立刻联想到的是贾斯汀·比伯挨人暴打的事，感觉特逗比。

但事实上这个名叫斗伯比的人，不仅不逗比，而且还是个稳成老辣的心机Boy。

他跟楚王说：

“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我们（楚国）作为外来蛮族入侵太咄咄逼人了，搞得东边那些原本就有姬姓宗族关系的小国因为恐惧而团结起来共同反楚，难以离间。这些国家当中，随是大国。如果随国自高自大，必然抛弃小国。小国一旦与他离心，这就好办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随国自高自大起来呢？

斗伯比说：

“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

少师（官名，就是随国派出的议和使臣），这个人很骄傲，不如让我们的军队假装疲弱服个软，让他觉得自己牛逼强大得意忘形。

但是楚国里的明白人还是不少的，有个叫熊率且比的大臣就提出了异议：

“季梁在，何益？”

意思是，随国有个叫季梁的牛人在，这样做没什么价值。

斗伯比则回答：“这是为了以后做打算，少师会得到随国国君的信任。”（“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意思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二

楚王最终接纳了斗伯比的建议，故意把军队搞得一派败相来接待少师。

果不其然，少师回去后请求追击楚军，随国国君自然也是意满志骄准备用兵。

又果不其然，随国有个叫季梁的大臣这时候站出来阻止说：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

意思是说，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军的疲弱是假装的，是要引诱我们，君侯急什么呢？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大国无道，也就是小强大弱。

所以季梁的意思很明显：随国还不够上“道”，随国还不够强大。

那么什么是让随国强大的“道”呢？他又说：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季梁对“道”的认识分两个层次，一个偏物质，一个偏精神。

“上思利民”，说的是君主要想着让老百姓得到切实的好处，这是政府忠于职守的本分。

“祝史正辞”，说的是祝史（主管祭祀）要真实无欺的祷告，这是一个国家在精神信仰上应该有的真诚。

三

让老百姓享有切实的物质利益以强国容易理解。那么祭祀的虔诚对古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祭祀的重要性在于，除了具备想象中的祈祷祖先神灵以保佑田苗丰产战事顺利等实用功能外，在没有宗教或马克思主义的年代它更是一种信仰。

祝史在当时就是和祖先神灵沟通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信仰喉舌，因此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抄党章”那样的真诚是不行的。

所以以上两点就是季梁所认为的强国之“道”，一个强大的国家起码该拥有两点，即物质上下层百姓的富足和精神上层信仰的真诚。

按照这两点对照随国，季梁紧接着给随君泼了盆冷水：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这句用现在话来解释就是，现在老百姓正面临饥饿，国君穷奢极欲到处花钱，祝史虚报功德来祭祀。

也就是说随国这个国家在当时，物质经济上不能使百姓富足，精神信仰上假大空盛行，连信仰的喉舌都玩起了“皇帝的新衣”。季梁实在是理解不了随君凭什么认为自己强大到能对抗楚国。

话说这随君也够好脾气的，不仅没有治季梁妄议朝政的罪，还很不服气地跟他辩解。

他这一辩解也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我们说过的斗伯比这人看事老辣，随君这人脾气是好，但做为一国之首未免太轻浮好虚面了，再加上身边有个少师大臣也是一样的人，季梁失宠是早晚的事，随国迟早有一天会中楚国的招。

四

那他是怎么辩解的呢？他当然觉得随国很强大，他说：

“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我祭神用的牲口毛无杂色，又很肥壮，黍稷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使神信任？老天爷凭什么不保佑我们？这盛世还不如你所愿吗？

随君的逻辑简单直接，这么高逼格的祭祀活动随国都搞得起来，难道还不强吗？随国梦的实现还远吗？

插一句，在春秋时期及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祭祀用品的丰盛程度被视作是实力和信仰真诚与否的体现。

这不难理解，现在不也这样？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总爱死要面子活受罪，大操大办干点超出承受力的事来证明什么。

那季梁又是怎么反驳的呢？如果说之前是泼冷水，这次就是滔滔不绝的冰水了，压根就没打算再给随君反驳的机会。上来他就给了定论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百姓才是神的主人，因此牛逼的君王都是先安定百姓后才干些歌功颂德煌煌盛世的事，比如祭祀神灵什么的。

他还列举了一大串的例子来说明真正的盛世是怎样的？

比如“民力之普存也”，百姓的财力普遍富有；“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政府人员上级和下属都有美德而没有邪心；“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因此百姓和睦神明赐福，所以一切行动都能成功。

这才是盛世的逻辑。

五

但是现在随国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呢？季梁接着分析说：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现在百姓各有各的心思，各路牛鬼蛇神没有主宰，国君虽然富庶，也搞得起来像样的祭祀仪式，但那只是集中（搜刮）力量办“大事”的形象工程，并不是源自百姓真正的富足和国家真正的强大。

所以说国富民贫，老百姓依然活得像蝼蚁一样，这样的盛世下去怎么能有好果子吃呢？

最后，就这件独立事件而言，结果还是好的。

因为随侯听从了季梁建议，“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后世评价季梁的伟大，认为他是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

李白誉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他那句“夫民，神之主也”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你可知有多牛逼，可能就是因为太牛逼太超前了，所以2700多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盛世不少见，但蝼蚁却似乎越来越多。

●资料来源：《左传·桓公六年》

【图】原创：公元前706年：一个东方国家的盛世和蝼蚁